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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渭:心心念念者,無非“真我”
來源:文匯報 | 喻軍  2021年03月18日07:53
關鍵詞:徐渭 古典文學

徐渭在《水墨葡萄圖》(故宮博物院藏)上自題詩:“半生落魄已成翁,獨立書齋嘯晚風。筆底明珠無處賣,閒拋閒擲野藤中。”抒發了一生坎坷不遇的痛苦悲愴。

今年適逢明代奇人徐渭500年誕辰。徐渭一生坎坷,身後經袁宏道不遺餘力地宣揚推崇而漸有熱度。袁宏道所推崇的“性靈説”和徐渭主張的“真我説”在本質上並無二致,這也是袁宏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徐渭的內在原因。

不能不感佩浩瀚的文史上竟有那麼一種隔代的緣分:在徐渭去世20餘年後的某個夜晚,明末“公安派”代表作家袁宏道在時任國子監祭酒的朋友陶望齡家中做客,無意中走到書架旁並順手抽出一本詩文集,雖“惡楮毛書,煙煤敗黑,微有字形”,但他只略讀了數篇便如遇天人、驚駭不已,急忙叫來陶望齡,問是何人所作?陶望齡説這是同鄉徐文長之作。袁宏道追問:“是今人還是古人?”得到的回答是作古多年了。隨後二人湊在燭燈下,邊讀邊嘖嘖稱歎,讀到特別會心處甚至大叫狂呼,全然不顧已是夜深,以至於家僕們紛紛從睡夢中驚醒,相互打聽所為何事?袁宏道嘆道:“蓋不佞生三十年,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。噫,是何相識之晚也。”

這位獨具慧眼的袁宏道,此後多方蒐集徐渭遺稿加以研究,確信其乃不世出的奇才。他開始不遺餘力地宣揚和推崇徐渭,使徐渭之名漸有熱度,以至後來形成“今海內無不知有徐文長”之勢。就這樣,徐渭在幾乎被遺忘的邊緣,由一腔古厚情懷的隔代知己袁宏道重新接引回人間。袁宏道在全面、系統地研究了徐渭之後,在一封尺牘中寫下這樣的評價:“宏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,其詩盡翻窠臼,自出手眼。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,奪工部之骨而脱其膚,挾字瞻之辨而逸其氣。無論七子,即何、李當在下風。”

這段話提到“七子”,我以為有必要先簡略介紹一下徐渭當時所處的文壇背景。

當時的文壇,因襲模擬之風盛行,但客觀而言,袁宏道有所貶抑的“七子”,起初是作為文壇的進步力量出現的。明仁、宣以後,講究氣閒詞雅、歌贊承平的“台閣體”流行,實際上內容十分空洞。後李東陽的茶陵派,崇尚格律的嚴謹,仍未脱台閣體窠臼。《明史》雲:“永、宣以還,作者遞興,皆衝融演迤,不事鈎棘,而氣體漸弱。”希圖起衰振微、除荊闢塞的呼聲漸起,於是,以前後七子為代表,於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年間,掀起一場旨在改變“嘽緩冗沓,千篇一律”的台閣習氣的文學復古運動。這些才子幾乎都是科場進士出身,受程朱理學浸染很深,使命熾熱、風骨錚然,皆不滿“台閣體”的陳陳相因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空同子集》(按:空同子即“前七子”代表人物李夢陽號)謂“振起痿痹,使天下復知有古書,不可謂之無功”、“七才子之名播天下……好之者推為一代宗匠”(《明史·李攀龍傳》)。李東陽“卓然以復古自命”,主張“詩必盛唐、文必秦漢,非是者弗道”。但一味強調復古,注重模擬,似乎又形成一種理論“定式”和思維固化,這往往泯滅生機、難以化育出新氣象。總的來説,前後七子雖有才華但創造力不足,有學問卻跳不出程朱理學的藩籬。

晚明時代,雖只短短數十年,卻是一個異彩紛呈的時代,如嵇文甫先生所説為“心宗盛行時代”(《晚明思想史論》),也是誕生過許多好作家、好作品的時代。如徐渭的《四聲猿》、湯顯祖的“臨川四夢”及袁宏道、歸有光、陳繼儒、王思任、張岱、李漁等人的所謂晚明小品。萬曆以後,隨着陽明“心學”思潮興起,重視自我心性的意識得以復甦,對於正統美學和宋明理學的“離經叛道”顯而易見。徐渭、李贄、湯顯祖、屠隆諸家,可謂開風氣之先的領軍人物。其中,“狂禪”運動核心人物、“童心説”發明者李贄,出於泰州學派顏山農、何心隱一系,他們的個性化特徵已非儒家名教所能約束,故世人常以“狂徒”視之。其流波之所及,囊括晚明一大波文人藝術家。比如以“獨抒性靈、不拘格套”為創作主張的公安派(袁宏道、袁宗道、袁中道三兄弟,特別是袁宏道,自24歲認識李贄開始,其注重自我表現的文風越發明顯。可以説,其大體的承續乃禪學、老莊、王學及白蘇,但直接受影響的,無疑還是李贄的“童心説”)、竟陵派(鍾惺、譚元春)等,都受其極深影響,都反對步趨模擬、泥古不化,強調心手相合以掙脱條教之繁為創作理論要素。但在“王、李之學盛行,黃茅白葦,彌望皆是”之際,“文長、義仍(湯顯祖)嶄新有異”(《列朝詩集小傳》)。

“王學”對徐渭的藝術思想、創作實踐及人格特質所產生的深刻影響,是顯而易見的。至於比徐渭小六歲的李贄,其對徐渭的影響也不能排除,二人都有“狂”的一面,但這種影響尚屬間接。此處不妨對徐渭的心學師承略作梳理,因為這一點實乃徐渭藝術思想及人格特質的內在脈絡。在其晚年所作《畸譜》中,徐渭把一生所師事的人物列出五人,皆為“心學”人物。其中,活躍於當時者居三,即季本、王畿和唐順之。

徐渭的老師季本,浙江會稽人,乃王陽明嫡傳弟子。徐渭27歲納入季本門牆,相見恨晚,故徐渭有“廿七八歲,始師事季先生,稍覺有進。前此過空二十年,悔無及矣”之嘆。從承續上看,徐渭應算作王陽明的再傳弟子。王畿,也是浙江會稽人,曾直接師事王陽明,乃王門中成就最突出的弟子之一。他的學術自成體系,世稱“龍溪學派”,與“泰州學派”的王艮並稱於時。王畿是徐渭的遠房表兄,但以問學論交,徐渭仍執弟子禮。在《畸譜》中,徐渭把王畿列為“師類”之首。至於二人間的交情,《徐渭集》中多有披露:《答龍溪師書》一札,系與王畿商討詩歌創作之記錄;《送王先生雲邁全椒》一詩,則表現出徐渭為王畿送行時的惜別之情;《洗心亭》一詩下注“為龍溪老師賦池亭,望新建(新建伯,指王陽明)府碧霞池”,以寫景寓徐渭對王陽明和王畿的景仰之情;《次王先生偈四首》下注“龍溪老師”,可見是與王畿的唱和之作;《繼溪篇》下注“王龍溪子”,詩中“自家溪畔有波瀾”,表達了徐渭對龍溪之學的高度肯定,“不用遠尋濂洛水”則表明徐渭對理學教條的摒棄。唐順之是“唐宋派”散文的代表作家,武進人,為“時文第一”的王鏊弟子,因師事王門弟子歐陽德而列入王門學系。他曾統兵平倭,屬文武全才,更屬思考型作家。論及唐宋文,他指出文章之法即“神明之變化”,為文者須是“神解者”且“心地超然”、“直據胸臆,信手寫出”,便為“絕好文字”。嘉靖壬子(1552)夏天,唐順之過會稽,王畿、季本盡地主之誼,當時徐渭也在場,寫下了《壬子武進唐先生過會稽,論文舟中,復偕諸公送到柯亭而別,賦此》詩,記錄了這次聚會,並自此開始了和唐順之的密切交往。唐順之對徐渭十分欣賞,徐渭晚年在回憶和唐順之關係時説:“唐先生順之之稱不容口,無問時古,無不嘖嘖,甚至有不可舉以自鳴者。”

徐渭師事五人中,稍不活躍的,則為徐渭的表姐夫蕭鳴鳳和錢楩。

《明史》稱蕭鳴鳳“少從王守仁遊”,以學行聞名。徐渭16歲時,蕭鳴鳳送侄子蕭女臣至徐渭家讀私塾,並介紹汪應軫(青湖)先生教徐渭作舉業文。蕭鳴鳳對徐渭的教導雖然重在求取功名,但他的王學肯定對徐渭的思想產生影響。至於錢楩,徐渭年輕時曾受其影響而“有慕於道”,並自號“青藤道士”。徐渭亦把錢楩列入師類,雲“錢翁楩,解嘉靖四年乙酉,五年丙戊成進士。與之處,似嘉靖癸卯,餘年二十三四間”。後錢楩也師事季本,轉向陽明學。

徐渭以強調“真我”、“大我”為核心的真我説,可以説和其問學王門的學術路徑存有必然的聯繫。在徐渭看來,文壇最大的積習在於重格調(名教)而輕風神(性靈),擬古人而鮮自得(以前後七子為代表)。袁宏道所推崇的“性靈説”,和徐渭主張的“真我説”在本質上並無二致,這也是袁宏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徐文長的內在原因。這一派的學術源流,可以追溯至南北朝甚至更早的時期,比如在南朝鐘嶸的《詩品》中,即突出詩歌可以“陶性靈,發幽思”,乃具“氣之動物,物之感人,故搖盪性情,行諸舞詠”等特性,強調“直尋”和“自然英旨”之美。劉勰雲“性靈鎔匠,文章奧府”、顏之推雲“標舉興會,發引性靈”、蕭子顯雲“圖寫性情,各任懷抱”、蕭綱雲“性情卓絕,新致英奇”等文學主張,都是言簡意賅的精闢論述。但徐渭所説的“真我”,又不全然等同於比之晚生47年的袁宏道的 “性靈説”,區別在於袁宏道乃着眼於生命個體之“獨抒”,而徐渭的主張,乃着力於大化同一、物我同參、盡天地之廣大的“大我”和“真我”境界,這本是陽明學説的要義之一,也是文學創作者本應遵循的基本準則。徐渭在《贈成翁序》中説道:“予惟天下之事,其在今日,鮮不偽者也,而文為甚……夫真者,偽之反也。”一切偽善的道德説教、附阿時流和未從本懷、本心出發的寫作模式,皆不入徐渭的法眼。他曾對這樣的文風表示過蔑視,以為鳥學人言,本性還是鳥。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,學得再像,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。

從前後七子的“文必秦漢,詩必盛唐,非是者弗道”,到性靈派的“不傍古人,期於自得”,包括“唐宋派”的肯定秦漢、尤其肯定太史公散文的同時,更要注重對於唐宋八大家的學習的主張,可以看出當時文壇的不同陣營既有交叉、又大異其趣的不同側面。而徐渭的站位,雖強調心性自然,卻並不等同於完全放任,而是在理法、規範之中有所設限,以為文學不可“設情以為之”(《徐渭集》)。師古與寫情並非一對矛盾,因為“古人之詩本乎情”,但“情”必須是真情而非“設情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徐渭特別在意處,其心心念念者,無非“真我”一説。

眾所周知,先秦兩漢和唐宋時期,並稱為中國散文最繁榮的兩大時期。徐渭對於先秦諸子及唐宋大家之文,皆曾涉獵博覽,但以師前人之神韻、收了無鑿痕,以期達到師心自用、不傍門户為旨歸,這與前後七子的價值取向顯然不同;與後來的“性靈派”雖然同師王門,主張相近,卻並不完全合流。以徐渭的狂放不羈、“不為儒縛”(《自為墓誌銘》)及詩文之奇恣縱肆,倒和李贄之尖鋭潑辣、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風格可謂不分伯仲。至於他的大寫意花鳥畫和狂草,從某種程度上説,可看作是以跨門類的方式,與李贄的“狂禪”風格所達成的高度契合和筆墨表達。

徐渭一生,存世有全集三十卷,所涉樣式較廣,可概括為幾類:一類為較為正式的表啓(擔任胡宗憲幕僚時所作)、策論序記等實用性很強的文種;另一類則為小品文(含尺牘題跋),這部分作品很有特色,深得晉人風致及東坡神韻。其中,以《自為墓誌銘》一篇最為出色;還有戲劇、理論等方面作品。代表作有:《四聲猿》,內中包括《狂鼓史》《翠鄉夢》《雌木蘭》《女狀元》四個獨立的戲;《南詞敍錄》,我國第一部關於南戲的理論專著,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(在戲劇理論方面,徐渭主張“本色”,即戲劇語言應符合人物特徵,以貼近人物的真實性。與之相應的,則應擯棄華麗的駢語和過度的修飾);以及《徐文長佚稿》《歌代嘯》《雲合奇縱》(即《英烈傳》,傳為徐文長所作小説)。這些樣式不同的文學創作,皆具獨闢蹊徑、奇崛放逸、機智多趣、不傍古人的個性面目。他的詩歌創作,注重表達個人內心及對社會現實的直感,可謂求道盛唐而雜取南朝並出入宋元,卻終不失自我獨立的面目,為稍後主張獨抒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,對於改變晚明詩文之風,亦深具催化及示範之功。

袁宏道在《徐文長傳》中曾有這樣的評價:“文長既不得志於有司,遂乃放浪麴櫱,恣情山水……其所見山奔海立,沙起雲行,風鳴樹偃,幽谷大都,人物魚鳥,一切可驚可愕之狀,一一皆達之於詩。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,英雄失路、托足無門之悲,故其為詩,如嗔如笑,如水鳴峽,如種出土,如寡婦之夜泣,羈人之寒起。當其放意,平疇千里;偶爾幽峭,鬼語秋憤。”雖然説徐渭身前文名不彰,幾近埋沒,和明朝的前後七子、唐宋派、公安派及晚明清初的“竟陵派”、“桐城派”的令人矚目、“天下鹹奔走其門”的盛況不可同日而語,但徐渭的身謝而道隆,卻絕非浪得一時虛名者所能比,故時人常把徐渭比作中國的梵高。袁宏道在《徐文長傳》中繼而評價道:“(徐渭)文有卓識,氣沉而法嚴,不以模擬損才,不以議論傷格,韓、曾之流亞也。”與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韓愈和同列唐宋八大家的北宋新古文運動骨幹、散文大家曾鞏作比,認為徐渭不在他們之下,雖有溢美之處,卻也是獨抒己見的評價。

徐渭一生命途多舛,困厄重重,如其所言:“孤孳之苦,履歷之難,偃蹇之狀,骨肉煎逼,萁豆相燃”(《上提學副使張公書》),還包括他個人婚姻的不幸。故而他的為文,是以現實人生為寫照,“侘傺窮愁”、悲鳴自放乃其主要內容。到了晚年,他形單影隻,老病纏身,瓶罄之狀,可謂淒涼。但徐渭可能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,在藝術上,在當時人難以企及的全才領域,他就像一隻從草叢裏驚起的雀鳥,在經歷了上升途中所有的壓力測試之後,升向了身後的高空,並瞬即化為大鵬,翱翔於雲端,令後世無數的仰望者為之驚歎,並在斑斕多姿的中華文化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。